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下的中国外交创新

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①以来，短短的几年间，习近平主席在包括联合国大会在内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多次提及并深刻阐发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使得这一理念日渐清晰并不断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就世界而言，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当今世界潮流与历史大势，就解决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所倡导的重要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提供的中国方案。就中国而言，它已成为引领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与行动指南。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外交目标、国际定位、外交理念与实践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创新，不仅凸显了当代中国大国外交的特色与担当，而且必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中国外交的新目标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②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讲话及中国的外交实践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统领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与根本目标。它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征。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目标的确立，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早在美苏尖锐对抗的冷战时期，中国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出了永不称霸的庄严承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江泽民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胡锦涛在世纪之交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与创新。这种发展与创新突出表现在，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③的美好愿景，而且将这一美好愿景的目标具体化，路径清晰化。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面向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④习近平主席的这一阐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视角，深刻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方向、总体布局、实践路径，为中国外交作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顶层设计。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而提出的，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一方面，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⑤利益交融、安危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客观基础和时代命题。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依然面临着三大“赤字”的严峻挑战——和平赤字，地区热点持续动荡，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发展赤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治理赤字，由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弊端丛生，治理失灵，严重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有效应对并化解这三大“赤字”的挑战，是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根本动力。

再次，正是由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是建立在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基础之上的，所以这一目标不仅反映了中国国家利益的追求，同时也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和平发展的共同诉求，反映了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通约性，把握住了凝聚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说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是中国的世界梦的话，那么这个梦想是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的。事实证明，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已在国际社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赞赏。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在其一致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中，再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显示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与目标已经得到联合国广大成员国的普遍认同，正在上升为国际共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了中国的国际新定位

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扮演什么角色，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国内关注与热议的问题。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问题，并非世界各国制定外交政策中的普遍问题，而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是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都发生着更为快速而明显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对于中国国际定位的错误认知甚至恶意的攻击。有的西方学者或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如休昔底德陷阱），或是基于某种国际关系理论（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将中国视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改变者”，美国霸权的“挑战者”，甚至将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为对世界的“威胁”，将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视为“新殖民主义”，将中国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视为要恢复“东亚朝贡体系”等。

关于中国的国际定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曾予以明确科学地阐述，即“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⑥在此基础之上，习近平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发言中，从“负责任大国”的视角，就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作了更为系统全面更加明确地阐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⑦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这一国际定位，植根于中国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优秀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之中，来源于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的深刻历史教训，更是基于当代中国对于“只有和平安宁才能繁荣发展”⑧的深刻认识。“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⑨“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⑩

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深切地认识到，自身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同时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这就决定了中国将“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自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在其自身演变过程中，已形成了一系列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原则，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所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宪章所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时就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向世界回答了中国不做什么这一问题。41年后，习近平在同一地点在重申“中国永不称霸”的同时，全面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将在国际社会发挥什么作用，承担什么责任，扮演什么角色，进一步向世界回答了中国要做什么这一问题。这一对中国的国际新定位，反映了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担当，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有机结合的高度自觉，有力回应并回击了国际上对于中国国际定位的种种错误认知与恶意攻击。尽管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不仅取决于自我的认同与塑造，而且还包括他者的认知，即国际社会对该国国际角色与作用的评判与认知，但我们相信，伴随着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的这一国际定位将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新理念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保持我国外交大政方针稳定性和连续性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新理念。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举措本身，以及近年来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外交的实践看，中国外交理念所发生的一个也许更具深远影响的重大变化，就是其战略指导思想正在由“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转向“奋发有为”“积极有为”。

众所周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的指导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思想。它的核心要义是：“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国内围绕是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还是代之以更为积极进取的外交态势，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并展开了辩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要更加奋发有为”“更加积极有为”。 虽然习近平的这一讲话主要是针对周边外交工作的，但从此后几年中国外交的实践看，这一精神已成为贯穿于中国外交各个方面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可以说是在国际舞台上扛起了“一面重要旗帜” ；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主办建国以来中国首倡、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可以说是在世界上前所未有地当了一次“头”。再加之近年来中国活跃于国际多边外交舞台、积极开展主场外交、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频频提出中国方案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与实践，中国外交以更加“奋发有为”“积极有为”的态势跃然于国际社会面前。

如何看待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到“奋发有为”“积极有为”的转变？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12月31日发布的2016年新年贺词中的一段话，对此作了最好的回答。习近平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 这短短的一句话，内涵十分丰富，逻辑严谨有力。

首先，“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指出了当今人类在和平、安全、发展、环境等广泛领域面临着日益增多的风险与层出不穷的挑战，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已经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妥善处理，中国自身也会深受其害，中国的发展也无从谈起，这是对中国外交应“奋发有为”“积极有为”的客观要求。

其次，国际社会何以期待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从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看，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在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众多全球性组织中的地位作用不断上升。这是中国外交能够“奋发有为”“积极有为”的能力基础，也是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国不能缺席”反映的是中国面对挑战，基于自身的能力，在中国外交“作为”上的理念更新与自觉选择。是中国大国责任和担当精神的具体体现。正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也认同，大国拥有更多资源和更大能力，理所应当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

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在凸显“奋发有为”“积极有为”的同时，并未背离邓小平“韬光养晦”思想中要求的冷静、谦虚谨慎、集中精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精神实质。例如，在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清醒地坚持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定位，坚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不搞扩张、不称霸，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道路；在对美关系中，中国积极推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周边外交中，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建设过程中，中国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等等，都显示出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在“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积极有为”之间，在对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继承与发展之间，把握住了最佳平衡点，不仅有力维护和发展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中国外交的新实践

理念引领行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近年来中国外交实践展示了一系列较之以往更为积极进取的新特点。

发挥引领新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频频发声，阐释中国主张，贡献中国智慧。在政治领域，中国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主张。在安全领域，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首倡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提出打造以“公平、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乌镇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针对网络治理与信息安全，发出了“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发展领域，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进入实施阶段，并取得一批重要早期收获；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利用主场外交推动会议批准了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北京路线图，在这一年，APEC成员提出的超过100项合作倡议中，超过一半为中国提出；在2016年中国举办的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同构建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二十国集团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引导峰会就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达成了杭州共识。通过就世界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全方位阐释中国主张，贡献中国智慧，发挥凝聚世界共识、指明发展方向，规划行动路径的引领作用，已成为中国外交创新实践的一个鲜明特征。

开创合作新模式。面对新的挑战，必须要有新思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致力于探索、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旨在通过深化沿线各国互联互通，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奉献给世界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4年来，“一带一路”从规划走向实践，从中国的一国倡议变为沿线国家的集体行动，进展和成果超出预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与积极响应。2017年5月，中国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自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1500多名代表汇聚北京，共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大计，形成了共5大类、76大项、270多项的成果清单；峰会决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定期举办，并成立论坛咨询委员会、论坛联络办公室；峰会发表的联合公报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合作的目标，确立了合作的原则，规划了合作的举措。这些成果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走向机制化，一个以互联互通为特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已经形成。

承担大国新责任。除上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创新合作发展模式以外，近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发展与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方面，中国坚持在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在已有基础上，积极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国”或提升“伙伴关系国”的层级，截至2016年，中国已与79个国家和3个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起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构建起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显示出中国正在走出一条超越“休昔底德陷阱”、不依赖对外扩张实现崛起的强国之路。在维护国际公共安全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管控，推动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全面协议，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成功主办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议，与东盟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积极推动乌克兰问题政治对话进程，深入参与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反恐合作，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2015年，中国还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在发展与全球治理领域，中国为推动相关地区与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的问题，于2014年出资设立丝路基金，携手金砖国家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于2015年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应对全球问题挑战方面，中国于2015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并为同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本着建设性态度全面深入参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对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文件的通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期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己任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显示了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的真诚愿望与坚定决心。

（作者：赵晓春，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日本问题、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发达国家外交决策制度》《国际关系学概论》《当代国际政治概论》《日本皇室》《十字路口的日本》等。）

注释

①⑥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②⑧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③王毅：《2015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新华网，2015年12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2/c_128523606.htm。

④⑦⑨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⑤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新华网，2013年3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4/c_124495576.htm。

14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1995年12月12日；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15钱彤：《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16王毅：《2015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新华网，2015年12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2/c_128523606.htm。

17习近平：《二〇一六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6年1月1日。

18《2017年5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17年5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462735.shtml。

19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

China's Diplomatic Innovation Led by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Zhao Xiaochun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is the China program put forwar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t its core for solving the major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fate of mankind. It is also the key idea and action guide to lead China's diploma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concept, China's diplomatic goals,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diplomatic ideas and diplomatic practice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accurate grasp of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deep thinking of human destiny, China will make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a new goal of China's diplomac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China has further clarifie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s as a "builder of world peace", "contributor to global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levated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and doing something" to "forge ahead" and "act proactively"; and carried out diplomatic practice innovation featuring playing a leading role, creating a new model of cooperation, and assuming the responsibility as a major power.

Keyword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Chinese diplomacy, Diplomatic innovation, Diplomatic con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