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不能低估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困难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公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这份报告以及近期一些动向看，美国朝野对过去五年来中国的道路、模式以及成功实践高度焦虑，并准备与中国展开“竞争”。对此我们要有足够准备。

危险的中国观

报告宣称特朗普政府的世界观秉承“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并没什么不对，但特朗普“版本”的现实主义有点极端：世界被描绘为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世界政治的本质是“竞争”，大国权力争夺是“贯穿历史的主线”，由于中俄等国处心积虑的行动，美国在这场竞争中吃了大亏。

这种霍布斯式的世界观忽略了当代国际关系诸多变化，与美国外交自由主义主流告别，显示出明显的断裂性。在“强现实主义”世界观下，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观可谓非常危险。

首先，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最大挑战者。在竞争性的世界中，特朗普政府认定的威胁有三类：修正主义大国、“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等跨国界威胁。从行文看，大国威胁在三类威胁中居首。美国对大国威胁的感知再度上升已有十年，但强调到此次的程度乃冷战结束以来所仅见。美国传统上将中国看作重大但不紧迫的挑战，将俄视为紧迫但相对不重大的威胁。这一次序此次发生变化，中国在大国威胁中位居俄罗斯之前。

报告对中国使用了三个定位：一是“竞争者”，这在美国官方话语中尚属首次。二是“对手”，这一定位至少在过去16份国家安全战略中从未出现。三是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学术界曾长期讨论中国究竟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国家”。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并非修正主义国家。而此次报告直接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也是官方首次。

其次，正式否定美国长期对华战略前提。报告开宗明义宣称，“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政策根植于一个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制度，将使中国自由化。”报告宣布，美方现在认为这一信念是根本错误的。2007年前后，美国国内开始有声音质疑这一“接触”战略前提，当时还显得离经叛道;2015年，美国战略界展开对华战略大辩论时，这一观点已成主流。这次则是美国官方首次公开否定其过去四十余年对华“接触”战略的前提。前提一旦被“抽走”，对华战略改弦更张就变得顺理成章。

第三，将世界划为两个阵营。报告虽然宣称美国不试图将本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但仍充满强烈而危险的意识形态色彩。报告将世界划分为“自由社会”与“压制政权”，而中国自然被划分到后一阵营。这份报告所说的“竞争”，不仅是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更是两种意识形态或阵营的竞争。报告称，美国要与价值观相似的国家加强合作，应对“压制”阵营影响力的扩展。这种划分俨然让人感受到一丝冷战气氛。

五大竞争领域

首先是经济竞争。将经济看作国家安全的首要内容，是报告的核心特色之一。报告老调重弹，继续指责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在贸易等方面存在不公平行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眼中的中国经济挑战不仅在于中国的经济行为，更在于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模式。美国商务部10月底发布备忘录解释为何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时，就曾强调这一点。

其次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报告指责中国近年来试图在国外扩展“威权政体某些特征”，未指名地宣称某些对手“使用宣传工具诋毁民主制度”“推进反西方观点”“在我们内部制造分裂”。加上近期澳大利亚宣称中国干涉其内政，英国《金融时报》炒作中国“干涉新西兰内政”，《经济学人》炒作所谓中国的“锐实力”，美、英、澳、新同时就此发难，难免让人联想到这几个情报“五眼联盟”成员国是否“鸭子划水”，做了某种私下协调。

三是地缘政治竞争。报告宣称中国以损害别国主权的方式在周边扩展权势，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的地位。虽未点出“一带一路”，报告宣称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在世界各地扩展影响。在论述美国对南亚及中亚、非洲、拉美、欧洲等地区战略时，报告宣称中国在上述地区扩展影响力，强调美国要与中国竞争。这些表述都前所未有。

四是军事竞争。毫不意外，军事领域是报告列出的对华竞争主要方面，包括核力量、常规力量、军事工业、外层空间、网络空间、情报等领域。报告也特别指出中俄等国善于利用体制特色，与美国进行“非战非和”、不受规则约束的持续竞争，美国须以类似方式回应。

五是教育文化竞争。报告宣称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进步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接近美国的创新经济及大学有关。报告未点名地宣称将限制特定国家在美学习科技、工程和数学等专业的留学生人数，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这可能意味着，过去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和基石——人文交流——未来可能遭遇“寒流”。

怎么看怎么办

任何纸面的报告与最终实施的政策都会有差距。更何况，近年来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塑造能力已大为增强。因此，我们不必因一份报告而过度担忧。但也需看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美国政府诸多战略报告中位阶最高的一个，其他报告均围绕其制定。综合这份报告、前文提到的美国商务部报告、西方媒体最近的一些动向，以及特朗普前幕僚班农在日本和美国的演讲，我们或可得出一个初步结论：美国对华战略正在从小布什时期的“接触+防范”、奥巴马时期的“接触+规制”，迅速转变为“竞争性交往”。对于这种变化，我们不能有“温水煮青蛙”的心态。

从美国国内看，特朗普政府与战略界裂痕仍深，但双方在“接触”战略前提已失效、须寻找新战略应对中国、对华应更强硬等方面观点一致。差别仅仅在于强硬背后的世界观以及具体的强硬领域不同。此次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对2015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的一个官方回应。显然，中国要应对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变化，更是美国整体对华态度的丕变。

面对压力，中国当然不会一味妥协，但也要小心掉入恶性竞争、甚至“新型冷战”的陷阱。中国的应对应冷静精细而非简单划一，需考虑在各个细分政策领域如何应对美国的咄咄逼人。比如在哪些问题上要强硬地顶回去，在哪些问题上需加速自我改革，将外部压力化为改革动力，在哪些问题和领域要展现战略克制和审慎，甚至做出战略回调。总之，中国可以成为竞争中更成熟的一方：主动限制竞争的性质和烈度，努力拓展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另外，我们还需打赢“话语战”，有效回应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模式的指责。其中最关键的则是说清我们自己。中国需用鲜明的政策主张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宏观论述。随着我们有原则、有政策的中国方案在世界上获得广泛支持，竞争又有何惧。(作者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