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9-10 11:25:00 | 来源：中国网 | 责任编辑：蔚力
【编者按】来自眷村的“台湾女孩”、学自香港的女博士、“网红”全国政协委员、反“台独”“港独”的女侠……凌友诗的复杂经历，让外界对她充满好奇。对台湾饱含深情，却对“台独”保持清醒认知；香港名校中文系毕业，却转而研究政治哲学；面对质疑与威胁，却坚持与“台独”“港独”抗争到底……如今面对香港暴力乱象，部分年轻人迷失自我，凌友诗选择再次发声：“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格局是很小的，沉浸在中国现代史的历史碎片里，没有出路。人生在一开始就要把格局提高，跟着你的初心和理想走，你才能够活出自己应有的一种道德高度。”
“我活在历史中”
浓重的台湾腔、温柔似水的眼神和声音，始终保持着的灿烂笑容……这种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是比较显眼的。在今年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时，凌友诗说：“我是一名平凡的台湾女孩”，网友议论我‘60后’还自称女孩，这是在作秀。”
实际上，少女感是凌友诗骨子里透出来的气质。
“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台湾女孩’，不是指我现在是女孩，而是指17岁之前。我当时在漂泊的眷村长大，一个孤独的身影经过台北火车站的对面在等车，你想想看是不是一个平凡的台湾女孩，谁会想到这个平凡的台湾女孩有一天有机会到香港，又到大陆来服务，到今天我能够和14亿同胞说上一句话，没有人想到。”
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台湾，是凌友诗心底最深的想念。“台湾的山线特别柔美，当春天下毛毛雨的时候一片苍翠。”那时凌友诗眼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她少女时代的底色却显得与众不同。
凌友诗用“沧凉”来形容眷村。在台湾，眷村通常是指1949年至1960年前后，于国共内战失利的国民政府，为了安排被迫自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凌友诗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海军军人。凌友诗回忆，那时的眷村“没田没地没家族”，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客居异乡，有着共同的思乡情，因此就像一家人。更重要的是，眷村有着至死不渝的“祖国认同感”，在他们心中，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土地。凌友诗说：“我感觉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在我身边，我就像活在历史当中。”因此凌友诗很早就有了家国的概念，这是她平凡中的不凡。
“第二个不平凡就是当时台湾还比较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比如忠孝节义。”凌友诗表示，少女时期看的电视电影里，都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可歌可泣的人物。这在她的心里种下了国家使命感的根苗，她非常清晰地看到，救亡图存、现代化、民族复兴是所有人共同的目标。
历史沧桑让凌友诗天然拥有一种悲悯的情怀，心系苍生、懂得敬畏与感恩，并珍惜美好的当下与向往。“到今天你会发现，这种影响在我身上没有改变过。”这是凌友诗少女时期的初心。她的少女感从未肤浅地停留在表面，而是源于始终未负初心，所以干净坦然。
女博士的抉择
这次采访，凌友诗从香港飞北京，正值香港频受暴力冲击之际。联系凌友诗的第二天，中国记者被打，香港机场停飞，可她丝毫没有犹豫。她说：“我应该把我看到的真实情况说出来。”
1979年，因父亲到香港工作，凌友诗举家迁居至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中文系本科和硕士学位。后来，凌友诗做了一个令众人反对的决定——重读硕士，专业转至政治与公共行政。“我觉得中国的命运还是围绕着政治在起伏，如果我不从政治上去参透我们面对的问题，我没有办法为我的国家做深度的解析。”个人学业与大国起伏自此牢牢牵绕。
“读完政治与公共行政，我就更觉得，政治与公共行政是被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所驾驭的，往往在意识形态里，我已经被局限了。它的意识形态是选举民主是最好的、西方自由是最好的、西方人权是最好的，但我觉得中国传统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自己的天人观、人生观、社会观、伦理观。我觉得不行，我必须从这种更根源的哲学的内容来探讨，所以后来我转到香港大学，我的博士专攻伦理学、政治哲学。”凌友诗说。
其实在决定重读硕士的时候，凌友诗已经选择了一条与政治舞台密切相关的道路。2003年，凌友诗成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开启政协委员的履职生涯。基于台湾眷村的成长经历、中文和政治哲学的教育背景，加之两岸三地的特殊视角，凌友诗的政治嗅觉格外敏锐，她常说要有忧患意识。
“香港回归以后，我就感觉形势并不是那么好。香港的反对派中有反共拒共的，有殖民地思想的，二者结合的一个目标就是排斥中国的正统政权。我开始感觉到他们借着一些小事件与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斗争。那时就觉得我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因为我是在台湾看着李登辉、陈水扁怎样一步一步把台湾的政治搞垮、把台湾人的和谐关系搞坏、把经济做糟，觉得触目惊心，我很怕香港步台湾的后尘。所以考进香港特区政府既是我自身一个最好的出路，也是我觉得在当时已经刻不容缓了。”后来凌友诗如愿成为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的一员。
如果说在眷村成长和香港求学时的凌友诗，完整了自己对于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认知，那么从政之后的凌友诗，更知道国家真正需要什么。祖国统一的路上，需要仁人志士站出来呐喊、疾呼，凌友诗选择像男儿一样战斗。今年政协大会发言后，她成了台湾当局眼中的“叛国者”，如果去台湾，她很可能面临监禁。
侠之大者
“我小时候大概4、5岁的样子，就觉得侠女特别美，于是我自己找了一个草帽，找了妈妈的白色丝巾围起来做成一个像侠女那样有纱帐的帽子，然后请妈妈买一把木剑，自己还配在身上。”凌友诗突然想起这个细节，还有些兴奋，她总是觉着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儿时的向往，在如今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实现了。她没有佩剑，也未戴披风，却侠气如泓。
“我们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能读书也能打仗，王阳明、文天祥等人的出身都是文人，但都能打仗。你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做理论工作的人或是耍嘴皮子的人，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动手的人。”凌友诗在灯下面对记者，端庄温婉，却让人在“软软的台湾腔”里，听到了她内心的刚强。
事实上，凌友诗始终在战斗，“台独”“港独”，皆是战场。
2013年底，“占中”之前，香港暗流涌动。当时全国港澳研究会要开第一届成立大会，凌友诗需要发表一篇论文，分析香港局势，给出解决方案。而那时凌友诗的父亲已近弥留，凌友诗并不知情，仍在埋首疾书。“我对父亲说，‘爸爸你乖哦，我现在要赶这篇论文，等写完之后我就带你到医院，你先休息一下’。爸爸真的不吵我，我写完之后告诉他，他迷迷糊糊说'你的仗打完了？'”
“他知道我那时正在跟反对势力做非常艰巨的思想斗争，但是他迷糊了以为我在打仗，我说是的，我的仗打完了。等我梳洗之后要带爸爸到医院时，爸爸已经走了……”
凌友诗哽噎说道：“我觉得对不起父亲，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父亲对我的期望和认可，希望我能够继续他的生命，而继续他的生命是做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情。”
父亲陪她战到了生命最后一刻，擦干眼泪，凌友诗毅然奔赴她的“战场”。
在今年7月启动的全国政协委员宣讲中，凌友诗正面回应她在“两会”发言引发的质疑:"有一些人不明白为什么我在人民大会堂大声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政府，是中国政府的正统'，以为我在喊口号向大陆'表忠'，或是接了任务向台湾做统战工作。其实以我一个学者来说，这句话是春秋大义，不能增减一字。"
人民政府在过去70年真真正正的在建设新中国，在为人民服务，完成民族救亡，完成国家现代化，使得国家在满目苍夷中，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样实实在在扛起民族大任的政府，在西方政治学叫做具有“实质合法性”，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这叫“顺天应人”。中国传统的历史褒贬，政权管治合法性的标准就是顺天应人，就是为民谋福。能做到这样的政权，才能称为正统，而不只是现实上得到权位而已。
还有一些受西方影响的年轻人问，台湾和香港都是和大陆生活很不同的地方，大陆为什么要统一台湾？为什么不能独立？
凌友诗认为，对中国人来说，文化精神是追求大一统。这种大一统思想并不是西方的开疆辟土，彰显英雄主义，而是维护天下的稳固太平。因为根据中国人数千年的经验，大凡天下四分五裂，必然是战争频仍，生灵涂炭，人民无法安定生活，社会无法从事生产，最为痛苦的就是平民百姓。
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是一个常态，分久必合才是常态，才是每一个中国人和所有能代表中华民族与文化的政权追求的正常状态。
凌友诗的锐利言论刺痛了“台独”分子，台湾当局扬言要对她进行罚款并考虑将她移送司法机关侦办。面对威胁，凌友诗毫无惧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她的底气来自于信念，也来自于“战友”的力量。
“我认识一位教授，他在艰辛地办一本杂志叫《远望》，这是一本最坚定地支持两岸统一的杂志。他有一次告诉我，可能下一步民进党要追诉的就是他们，而他还要面对这种经济拮据的情况。他告诉我应该要'毁家救国'。"凌友诗说。
忧患也是幸运
凌友诗于1962年出生于台湾，回望一路走来，复杂又简单。复杂在她被历史裹挟着加入起伏的政治浪潮，每一时期所面对的形势都诡谲多变；简单在她每次都能迅速做出正确判断，依循国家大义的初心，从未犹豫动摇。
细心的人会发现，凌友诗的生命脉络里有很强的因果关联。对历史跌宕的理解让她拥有一种悲悯精神；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她看到了理想的高度；两岸三地的经历让她站在一个客观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中国，明晰孰对孰错；丰富的实践让她愈加坚信自己所选择的，并收获了尊重与幸福。
因此，凌友诗对深陷“台独”“港独”迷雾的年轻人说：“你们所看到的格局是很小的，你们自己在中国现代史的历史碎片里，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历史，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文化，你也看不到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种精进与大国治理的秩序和理想。在这些小碎片里，没有出路。”
凌友诗建议年轻人在人生一开始就要把生命的格局提高。凌友诗告诉记者：“我的初心就是把自己放得这么高的，为国家、为生民、为文化，为我们的先圣先贤。所以今天我觉得我的生命豁然开朗，我觉得清明振奋，并不因为我是政协委员，我有怎样的地位，而是我觉得我有一种可以鞠躬尽瘁、不枉所学、不枉此生的感觉。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个人主义的，是小我到大我，一种完全的融合。”
凌友诗说，她是不幸的，更是幸运的。她仿佛一直处于忧患之中，刚经历了“台独”变局，如今又遭遇香港暴乱；然而，忧患之中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幸运的处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她说：“我心里面是刚强的，至少我没有停止过我的思考，我没有停止过我的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