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构想和行动方案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作者:王新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21世纪以来，新的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旧有的全球性问题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又呈现出前新的特征，人类将以怎样的方式共存于同一个世界的问题再次摆在人们的面前。站在今天反观历史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在上世纪末“历史终结论”的乐观主义情绪感染下提出的世界理想如今饱受质疑，连他们自己也越来越对它的实现感到底气不足。这时人们期待着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与自由主义两相对峙的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回答。在这种世界背景下，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的这一呼吁是建立在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思想之上的。这一系统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存之道的时代方案，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这一时代方案贡献的中国智慧。
一、现代世界的深刻联结及其原处动因
近代以来，无论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形成，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难以分割。今日之世界格局以及背后支撑其存在和发展的现代思维方式，无论是成就还是问题，都是从商业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开始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近代以来的商业资本兴起于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及其后工业革命的爆发，在18世纪已经开始向全世界扩张。它的积累主要通过贸易中的差价实现，当国内的价格落差不断缩小、利润逐步降低时，商业资本便必然要向外扩张，通过海外贸易追求利润，这便是经济全球化的原初动因。现代世界因商业资本向国外的扩张而联为一体，因此这也是现代世界深刻联结的初始动因。也就是说，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最初实质上是西方商业资本在全球的无限扩张中启动和推进的。
西方商业资本全球性扩张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也扩展到包括精神文化领域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效传播了西方文明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徒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由此可见，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世界性传播并非因为它们先进和普适，它实质上是西方商业资本全球性扩张的衍生效应，是一种历史现象。
西方商业资本的扩张，为现代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在短短数百年间，由西方商业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将契约精神和平等交往的理念推向世界各地，改变了现代人理解世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资本天生就是超越国界的，因此它的世界性扩张也改变了国家间关系。必须肯定，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关于国家间关系的理解，构建了现代人的世界观念，从而形成了国家应当在共存底线下肯定他国合理利益的世界观念。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才得以确立。但是必须看到，商业资本攫取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在国家关系上必然要将制造差别和不平等而不是将制造一致和平等作为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资本才能继续保持动能不竭，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地开疆拓土，获得增殖。还要看到，由西方商业资本发动的全球化塑造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现代经济交往方式。这种经济交往方式拓展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就必然随之受到冲击。近代早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为了更好地控制经济落后的国家，从而在这些国家攫取商业利润，在全世界建立起殖民地，于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主导与依附”关系便成为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模式，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乃至生活方式也由此在全球传播开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不同国家以资本为纽带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现代世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度地联为一体。
现代世界因为深刻的联结而出现了繁荣，但是却没有因此而走向和平，相反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时刻伴随着战争与危机。单纯由商业资本提供的动能是盲目和具有破坏性的，永无止境地追逐利润是它的本性，因此它不仅不是人类相互依存的内在根据，而且也无法提供和谐的世界秩序。在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阻止冲突和战争的蔓延，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就是这样一种理性努力的成果。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冷战，在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的“两极对立格局”中，意识形态冲突取代了殖民主义冲突，世界和平的希望再次破灭。这一时期，核武器竞赛第一次将人类推向了随时可能自我毁灭的边缘。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格局，而单极格局同样没有给世界带来稳定与和平，地区冲突依旧频繁发生。当今美国“一超独大”的单级化格局已经难以维持，在冲突和动荡中世界“多极格局”正在形成，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寻求人类共存之道又成为新的问题。
二、自由主义的世界方案及其价值依托
在商业资本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国家转变为服务于商业资本利益的政治权力工具，而发端并形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则成为与这一政治权力工具相互支持的意识形态。面对现代世界的深刻联结和重重危机，自由主义试图为我们塑造一种永久和平的世界理想。
自由主义所塑造的世界理想建基于特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来源于两种价值观的历史融合，一是西方价值观，二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前者是文化源头，后者是阶级归属。它们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融合之后已经浑然一体，为庞大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提供着强大的价值支撑。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原初形态，而自由主义则是在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辩护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许多后发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在它们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以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主张，将会非常自然地成为一种为市场制度开辟道路的思想资源，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产生影响。这种价值主张也必然要求以其为根据进行制度设计，因此它试图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模式改造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解决旧体制遗留下的问题。近代以来的历史现实是，在许多后发市场经济国家里，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和制度设计在其传播过程中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抵制，有些是经济上的，有些是政治上的，有些是文化上的，还有一些是宗教上的。这些抵制力量相互交错，使得自由主义价值观不得不发生某种适应性变形。这种变形不仅没有使自由主义更加适应变化了的世界，相反却使它试图推行的所谓“普世价值”与垄断资本之间的隐秘关联清楚地暴露出来。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自由主义所宣扬的高远理想和宣称持守这些理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战略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裂隙。每当国家利益与高远理想相冲突的时候，国家利益就会胜出，双重标准就会出现。这样一来，遭受质疑的就不仅是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国际秩序，这面旗帜本身也因此而蒙垢。
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应和了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转变的要求，因此它所代表的思想体系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全球一体化”战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具体体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国家竞争异常激烈和文化多元化诉求不断增长的当代国际背景下，这种价值主张不仅遭到政治上的怀疑，而且遭到文化上的阻击，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人类究竟应当怎样在当今的时代谋求共存之道? 在这一问题上，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和它所发挥的作用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中包含着对差异化的尊重，因面有助于人们对多样文化共存的国际交往原则的理解；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根据进行制度设计，必然夹带着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的霸权要求，从而对人类谋求多样文化共存的合理世界秩序形成障碍。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掣肘，必然使自由主义在回答人类怎样共存的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些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建立“世界国家”而达到世界和平的设想便是这种矛盾性的典型体现。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纳斯鲍姆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她说，将建立“世界国家”作为人类的共存之道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在道德上也与自由主义所持守的基本价值自相矛盾。这是因为，“国家主权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它是人们维护自己自由意志的途径，是人们维护为自已立法这一权利观念的途径。”。自由主义不能一方面声称尊重多样性，另一方面又主张用所谓“普世价值”消除多样性。无论是试图通过构建“普世价值”消除文化差异，还是试图通过建立“世界国家”消除国家间冲突，都是试图通过消除文明的历史差异而实现永久和平的世界理想。这种世界理想是西方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翻新和活化，具有明显的西方优越论和意识形态色彩。
（摘自王新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构想和行动方案》, 2018-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