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弄清楚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要明确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我们判断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重要依据。从经济社会形态看,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主体社会形态看,当代中国正处于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渡时期;从技术社会形态看,当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从交往社会形态看,中国正处于从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时期。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ust be based on China's reality.To find out the most practical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judging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economic formation,China is in and will still be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for a long tim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in terms of subject,contemporary China i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aterial dependence" stage to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technical formation,contemporary China is in the lat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in terms of interaction,China is in transition from a semi-closed society to an open society.
关 键 词: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形态/主体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交往社会形态 contemporary China/social-economic formation/social formation in terms of subject/social-technical formation/social formation in terms of interaction
标题注释:2016年度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16XNLG2016030188)阶段性成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法治中国、美丽中国,还是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在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中到底处于什么历史方位。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在刚刚结束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全面认识当代中国,正确看待外部世界,必须在国际比较中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
如何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过去我们总是从经济社会形态来予以界定,不断强调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无疑是对的。但仅从这一视角研究中国的历史方位是不够的。其实,仔细翻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形态的论述后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是多维度的,他们不仅从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角度来界定社会发展阶段,而且还从主体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和交往社会形态来界定社会发展阶段。这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的历史方位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一、从经济社会形态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社会形态是目前学界最为认可、并被广泛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就经济社会形态来看,人类社会共分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形态,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著名的“五形态论”。“五形态论”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代表性观点。这一观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的“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1](P150)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时代的所有制”;[1](P211)二是来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重要论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P3)
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依次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当时苏联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五种社会形态。列宁指出:“世界各国所有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都向我们表明了它如下的一般规律、常规和次序: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3](P28)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化了。他说:“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4](P222)“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4](P217)在这里,斯大林将五种社会形态看作是依次递进的。再后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五形态”理论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图式,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理论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其理由是:第一,将“五形态”理论视作马克思的观点,缺乏理论依据,也并非马克思的愿意。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俄国的米海诺夫斯基把一种类似于五形态说的历史分期模式强加到自己名下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5](P730)第二,将“五形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历史图式,缺乏必备的事实依据。通观世界历史进程,包括欧洲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经过所谓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历史。“五形态说”有可能抹杀不同国家、民族的具体特点,否认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可能采取的多种选择,用历史单线发展模式规范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是与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相背离的。第三,“五形态说”的历史观有可能造成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冲突,使当代人产生理论上的困惑,产生社会主义一切都优于资本主义的错觉,从而影响社会主义的建设。第四,坚持“五形态说”也使人们无法解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经过社会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容易得出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也给一些宣扬落后国家要“补资本主义课”主张的人提供了口实。[6](P150)
不管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五形态说”提出多少质疑,但它仍然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基础。从经济社会形态看,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阶段,苏联东欧国家曾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剧变之后退向了资本主义。只有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几个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国虽然进入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处于“不发达”阶段。因此,从经济社会形态看,当代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此,我们在确定中国的历史方位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尽管目前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处于不发达阶段,但它毕竟代表着人类美好的未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不能回头走资本主义的老路。
第二,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限制、克服、避免资本主义弊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这一阶段“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7](P434)这一阶段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在人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
第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8](P624-625)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二、从主体社会形态看,中国正处于从“物的依赖关系”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渡时期
所谓主体社会形态就是以人的发展状态为标准的社会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做了如下说明:“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9](P52)这三个阶段分别被后人命名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依赖关系”是指人对人的直接依赖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10](P94)这就是说,农奴依附于领主、陪臣依附于诸侯、俗人依附于牧师是人类社会发展第一阶段的重要特征。马克思还说:“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10](P95)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和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使得人与人之间只能互相依赖结成共同体才能生存下去。氏族、部落以及各种形式的古代公社都是体现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的共同体形式;二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无论是劳动者的全部活动还是他的全部产品,都不依赖于交换,也就是说,维持生活的农业(或斯图亚特的类似说法)还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9](P64)而正是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促使第一阶段让位于第二阶段。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9](P51)与上一个阶段相对比,这一个阶段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合他的自由看起来比较大。)”[9](P58)这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得到了空前提高,人的社会关系也突破了以前狭小的范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只是这一阶段的个人并非完全独立自由的,个人并没有完全拥有自己,个人只有在以物的依赖为前提的情况下才能行事。这是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发展又不充分的结果。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将会到来,人类社会发展将进入第三个阶段。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9](P52)马克思认为,在这一发展阶段,“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P783)
那么,人类社会的第三个阶段如何才能到来呢?马克思认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9](P52)这就是说,虽然第二个阶段必将被第三个阶段所替代,但第三个阶段绝不可能跨越第二个阶段而到来。马克思接着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9](P56)简言之,第三个阶段的到来必须以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基本条件,也就是以第二阶段的实际存在为前提。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使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9](P174)即“真正自由的劳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商品经济将被产品经济所替代,人们取得自己所需的产品不用通过货币来进行交换,而是通过社会中心组织进行按需分配。产品经济是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基础的,并以全社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为前提。只有这时,人才能摆脱存在于第二个阶段被物所役使那样的境况,能够得到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422)
从主体社会形态看,当今世界除少数国家还处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当代中国处于从“物的依赖关系”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渡时期。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因而中国既完全跨越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不是处于总体上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达到进入产品经济的水平,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并没有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中国已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并对人的全面发展作了制度安排,因此中国又处于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三阶段过渡的阶段。
当代中国处于“物的依赖关系”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渡阶段,或者说处于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阶段。由于我们的发展水平还没有实现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超越,因此,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都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参与者,作为地球村的“村民”,必须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世界。
由于当代世界主要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当代中国虽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体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不同,但毕竟没有完全摆脱“物的依赖关系”,因此中国必须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必须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既要抵制和否定资本主义腐朽的一面,又“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P373)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由于当代中国已经明确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正如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三、从技术社会形态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
技术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来划分的社会形态。[12]从生产工具方面来看,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电子时代。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这几个时代,则呈现出一个技术社会形态的序列:在石器时代,人们主要靠捕鱼、狩猎为生,主要的产业是渔业和狩猎业,因而这个时代可称为渔猎社会;在铜器和铁器时代,农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可称之为农业社会;在蒸汽时代和电器时代,机器大工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的地位逐步下降,工业在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因而可称之为工业社会;在电子时代,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可称之为信息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直接使用过技术社会形态这一概念,但他们曾从生产力变革的时代特征这个侧面,描述、划分过社会发展阶段。1857年8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使用“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农业民族”“商业民族”等概念,[9](P31-32)其中包含有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划分的思想。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引用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中的一段话,其中谈到了“非工业国”的概念。而“非工业国”即处于“非工业社会”或“前工业社会”的国家。马克思在詹·斯图亚特这句话的后面,紧接着谈到了“工业社会”这个概念,这里也包含了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划分的思想。[13](P143)恩格斯在1884年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介绍了摩尔根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时代,并分别介绍了他所说的三个时代各自的基本特征,然后总结说:“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14](P38)恩格斯对摩尔根关于历史时期的划分是表示赞同的。这里体现的正是技术社会形态划分的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而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基本标志的技术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关系性质为基本标志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相吻合的一面。以中国古代史为例,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青铜器时代是奴隶社会,铁器时代是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经从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相吻合的角度划分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P222)列宁十分赞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俄国电气化的基本任务》中所用的题词:“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15](P117)列宁还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6](P30)
从技术社会形态看,当代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也就是处在现代化过程之中。虽然当代中国有一些区域已经完成现代化任务,进入信息社会,但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后期,还没有整体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因此,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还必须把当代中国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认识。
第一,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所谓“后发”是指我们属于现代化的后来者,比发达国家现代化起步晚;所谓“外生型”是指我们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外部,中国现代化是在回应外部世界带来的生存危机时开始的。“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8](P170)由于这种“世所罕见”,中国现代化将经历若干小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又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和我们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都是依据现代化阶段性特征提出来的,是现代化规律的反映。
第二,在世界现代化版图上,中国仍然属于尚未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势逐步显现,但现代化的水平与西方“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差距,但不能因为存在这些差距而失去自信,更不能因为这种差距而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差距并非由于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造成的,从历史根源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而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和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此,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第三,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必须树立创新发展理念,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建立创新型国家作为我们的重要战略任务。
除了以上三种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之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论述过交往社会形态,即人类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人类社会依次出现过封闭社会、半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几种社会形态。从这一社会形态看,中国正处于从半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的时期。因此,中国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融入世界,既要站在中国看世界,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又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方位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许多国际组织重要成员,必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拿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几种划分维度并非矛盾,有高度的契合性。如经济社会形态中的共产主义阶段与主体社会形态中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具有统一性,经济社会形态的划分是以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为基础的,交往社会形态的三阶段与主体社会形态的三阶段也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几种社会形态划分维度对立起来。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几种划分维度来综合分析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我们不难理解习近平反复强调的“独特的国情”:从经济社会形态维度看,中国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从主体社会形态维度看,中国正在超越资本主义;从技术社会形态和开放社会形态维度看,中国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较落后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我们之所以强调从多维度来看中国的历史方位,就是为了对中国的这种独特国情有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斯大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张润枝,季正矩.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辨析[J].理论学刊,2005,(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赵家祥.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