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部署，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新时代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前所未有，并且取得决定性进展，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产生了多重深远意义和影响。新时代脱贫攻坚最伟大的成果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思想。习近平扶贫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的有机结合，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引领建构了我国贫困治理新体系，指引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并产生了多重深远影响，为全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遵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创新。
马克思主义最早从制度层面关注和分析资本主义贫困问题。184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思想的起点。同时，马克思区分并定义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指出劳动者贫困源于资本、地租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分离导致了贫困及生产资料贫困，进一步衍生出劳动者的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解剖和理论批判，指出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贫困和剥削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反贫困的思想不仅确立了我国看待分析贫困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指出了消除贫困的根本路径和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深刻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物质贫困、精神贫困，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等现象，并提出消除工人阶级贫困化现象，关心人的利益，促进自由人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探寻扶贫开发战略，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启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指出，脱贫致富从直观上说是贫困地区创造物质文明的实践活动，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必须要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可见，习近平关于扶贫开发、脱贫攻坚一系列重要论述及其蕴涵的丰富内涵，是对170年前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和反贫困理论、毛泽东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勾勒出了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社会。这种天下大同的意识，几千年来一直对中华民族心理和民族人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中华民族扶危济困文化的重要精神动力，深入到了国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与大同理想一样，滋养中国扶危济困文化形成和实践发展的还有民本思想。从西周时期开始，人们对于天命的理解就已经与民意、民心联系在了一起。而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思想，形成了扶危济困的基本动机以及由此必然带来的尊老爱幼、相互爱护、相互帮助等思想和行动。墨子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在于“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发展慈善事业，使“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这样才会实现社会和谐，社会经济也才能得到持续健康发展。
显然，我国历史上扶危救困，改善民生建设小康社会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追求，仁爱为本，兼爱、大同等社会思想，不仅蕴含着中国古代对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基本看法，也为中国扶贫救助、慈善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从我国历史中寻找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良好经验和启示，其中就包含着扶贫领域的经验和智慧。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也必然是扶贫思想的形成发展的重要来源。共同的理论渊源，同样与时代紧紧结合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呈现出了习近平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创新的思想特质。
习近平扶贫思想体现了鲜明的理论品格，这些品格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
一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人民性。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习近平扶贫思想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理念，心系民生，心系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这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要求。
二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继承性。习近平关于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坚守捍卫，更是对它的发展。扶贫开发也是解决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困难的重大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创新性。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核心的习近平扶贫思想，以及围绕精准而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制度体系建设，充分呈现了创新的理论品格。
四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实践性。实践性就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扶贫开发放在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重大理论实践问题解决的背景下，回应我国贫困特征及其演变，不断推进减贫理论创新，丰富发展了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减贫理论。
五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战略性。将扶贫开发定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重点工作，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定位扶贫开发，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重大创新。此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扶贫工作，但是均没有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把扶贫开发战略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普遍性意义在于，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把扶贫开发抓在手上，就具备了做好此项工作的前提。
六是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指导性。“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没有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论述以及因户施策、因村施策，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等精准扶贫方略，紧紧抓住了扶贫脱贫的重点和关键，准确把握了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充分显示出习近平扶贫思想始终贯穿的唯物辩证法的思维特征。正是在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引领下，脱贫攻坚顶层设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由此带来了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进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出了贡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扶贫思想指导扶贫领域一系列的改革创新，逐步形成了我国贫困治理的新体系。中国贫困治理新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这一体系包括以下九个方面。
一是目标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学确定脱贫攻坚目标并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目标是战略政策措施体系设计、实施的基础。脱贫攻坚的目标是要解决绝对贫困现象，确保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习近平始终要求，要按照中央确定的脱贫目标，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吊高胃口。我国现行扶贫标准符合国情和发展阶段，体现三个方面的时代特点：第一，体现了收入标准和国际上衡量贫困标准的一致性。按照购买力评价，这一标准已经略高于世界银行用来衡量绝对贫困的收入标准。第二，体现了贫困衡量的多维性。“两不愁、三保障”实际上就是一个多维贫困标准。如果把教育、卫生、住房等因素考虑进来，按照购买力评价，我国的扶贫标准略高于每天消费支出3.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第三，体现了脱贫的稳定性。“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具有稳定性涵义。教育、健康、住房都是长远的，实现“三保障”意味着奠定了稳定的脱贫机制。坚持脱贫攻坚目标不动摇，可以有效地避免攻坚战中的“急躁症”或“拖延症”，防止盲目提高超越发展阶段的标准，为贫困治理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二是责任体系。我国始终注重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党对脱贫攻坚领导，这是落实责任的基础和关键。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层层立下军令状，建立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五级书记抓脱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贯穿到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各环节，不断加强各级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这是落实责任的重点。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落实各级各部门脱贫攻坚责任制，实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攻坚期内贫困县党政正职保持稳定，这是落实责任的保障。这些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在贫困治理体系中的充分呈现，是对全球贫困治理体系的革命性创新，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三是工作体系。脱贫攻坚工作体系是指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并不断深化发展。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就是要做到“六个精准”的根本要求，因地制宜实现“五个一批”的脱贫路径，解决好“扶持谁、怎么扶、谁来扶、如何退”四个问题。习近平扶贫思想中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问题”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些关系充分体现顶层设计和“十大精准扶贫行动”“十项精准扶贫工程”等具体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精准扶贫工作体系，呈现出多维、综合的特征。同时，精准扶贫工作体系还包括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的政策体系，就是在习近平扶贫思想指引下，中央、地方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确定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群体，确保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难中之难问题的解决与针对性措施，确保脱贫攻坚任务的整体完成。此外，扶贫工作完善建档立卡解决“扶持谁”的问题；2013—2017年，全国累计选派43.5万名干部担任第一书记，277.8万名干部驻村帮扶，着力解决“谁来扶”的问题；落实“五个一批”，解决“怎么扶”的问题。
四是政策体系。党的十八以来，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办、国办出台13个配套文件，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研究制定200多个行业扶贫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完成四梁八柱顶层设计。各地相继出台和完善了“1+N”的脱贫攻坚系列文件。这些政策举措涵盖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就业、生态建设、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涉及资金、土地、科技、人才等支撑保障，扶贫领域很多“老大难”问题都有了针对性措施，解决了许多长期想办但没有办成的事。这一系列脱贫攻坚文件集合，实质上就是大扶贫治理体系，其实施必然呈现出大扶贫的格局。
五是投入体系。资金投入是脱贫攻坚保障。坚持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建立与攻坚要求相适应的投入体系。2013—2017年，财政投入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22.7%，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年均增长26.9%，2017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达到861亿。2016年、2017年共安排地方政府债务1200亿元，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开展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累计整合5200多亿元。深化扶贫领域“放管服”改革，扶贫资金项目下放到县的比例超过95%。加大金融扶贫投放，“十三五”期间，安排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3500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4100多亿元，支持了1000多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出台扶贫再贷款政策，累计发放贷款1400多亿元。农发行、国开行和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加大扶贫信贷投放力度。资本市场扶贫举措明显加强，95家证券公司结对帮扶210个贫困县，支持贫困县企业融资近830亿元。保险业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稳步推进。加强土地政策支持，贫困地区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累计收益主要用于脱贫攻坚。
六是社会动员体系。不断完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国家将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从2014年起全国各地每年组织开展扶贫日系列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关注支持扶贫。设立全国脱贫攻坚奖，发挥榜样带动作用。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扶贫、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组织342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结对帮扶539个西部贫困县。动员中央企业设立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开展定点帮扶贫困革命老区“百县万村”行动。动员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开通中国社会扶贫网，为社会各界精准帮扶贫困户提供对接平台。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宣讲扶贫政策，推广先进典型，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七是动力体系。群众内生动力是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坚持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有机结合，大力培育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内生脱贫动力，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战略取向。这一思想引领下的脱贫攻坚动力体系，其核心就是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摆在突出位置，注重培育内生脱贫动力。在实践中，体现在通过广泛宣传，坚定信心决心；树立脱贫光荣，扶贫光荣的良好风尚；开展培训，促进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加强贫困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抓好贫困乡村文明建设和移风易俗、抵制成规陋习，激发内生动力，增强贫困村的发展活力。
八是监督体系。中央出台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组织开展督查巡查，查找突出问题，督促整改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常委会围绕“实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建言献策。中央巡视工作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内容，8个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检察机关开展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审计机关开展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和政策跟踪审计，财政部与扶贫办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开展集中检查，扶贫办设立全国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把各方面的监督结果运用到考核评估中。全面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监管，违纪违规问题明显减少。
九是考核评估体系。贫困治理新体系把“脱真贫、真脱贫”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精准识别出真贫，就是提高建档立卡水平，加强建档立卡动态管理，把符合标准的贫困人口以及返贫人口全部纳入。其次，确保脱贫人口的精准退出。就是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明确贫困村、贫困县、贫困人口退出标准、程序以及后续扶持政策，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第三，实施最严格的扶贫成效考核，倒逼各地落实脱贫攻坚责任，推动政策措施精准落实落地，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中央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在考核方式上不断上台阶，2015年实施了扶贫第三方评估，2016年增加了省际间交叉考核，2017年增加媒体暗访考核。
上述九个方面构成了我国贫困治理新体系。这一体系，是以习近平扶贫思想为遵循，逐步构建、完善，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九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既是有效治理贫困的基本经验，也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要求。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今后三年脱贫攻坚工作重点的明确。这套体系已经形成，再经过三年的实践、完善，就会定型成为贫困治理体系。这套体系的完善、定型，不仅为如期完成目前3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提供保障，而且，对于中国的农村乡村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乡村变革将发挥根本性的、革命性的作用。换言之，以习近平扶贫思想为指导，按照十九大报告的部署打好脱贫攻坚战，不仅要解决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脱贫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而且要在干部作风转变、乡村治理能力提高、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奠定基础等方面作出贡献。
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853万人。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3046万人，累计减少6853万人，减贫幅度达到70%；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累计下降7.1个百分点。年均脱贫人数1370万人，是1994年至2010年间年均减贫人数的两倍多。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7%。2013—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2.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0.4%，实际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2.5个百分点。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69.8%，比2012年提高7.7个百分点，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住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占57.1%，自然村通电率接近100%，通电话率98.2%。贫困县数量实现了首次减少，2016年有2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新时代脱贫攻坚促进了贫困地区加快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迅速发展，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新业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生态扶贫、易地搬迁扶贫、退耕还林等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奠定了实现生态保护和扶贫脱贫有机结合的基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高强度集中投入，促进了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条件的明显改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明显提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退出等精准扶贫方略实施，明显提高了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新时代脱贫攻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一大批的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以精准扶贫新理念，为贫困群众办实事、好事，帮助贫困群众摆脱贫困，改变贫困现状，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的基本需求，充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然促进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新时代脱贫攻坚激发了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基础，是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根本，也是全球贫困治理共同面临的难题。现实中，一些干部常把群众“等、靠、要”现象常挂在嘴边，认为群众贫困的主要原因在群众自身，这实质是忽视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扶贫思想的一个根本要义，就是通过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采取宣传引导、政策激励、典型示范、村规民约等多种方式，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不断增强贫困群众在参与中的主体感、获得感，促进他们传统观念的改变。
新时代脱贫攻坚培养锤炼了一大批干部和人才。到贫困村和群众一起脱贫攻坚，是培养锻炼干部的最好形式之一。脱贫攻坚各种各样政策的落实，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具体支撑和支持。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不仅有事干，而且有条件干事、干成事，这对于年轻干部是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对于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无疑是独特而有价值的。把干部锻炼培养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把真正能干的干部派下去，若干年后，这些干部中就会出现一批对乡村有感情、懂农村、懂农民的国家治理骨干，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价值体现。
新时代脱贫攻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实践证明，脱贫攻坚对整个社会扶贫济困氛围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营造更和谐的发展氛围，都是一个重要抓手和载体。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地区在支持西部地区减贫发展的同时，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彰显了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中央国家机关单位定点扶贫，不仅为定点帮扶县带来资金项目、新理念新思路、新技术和新市场，而且定点扶贫成为中央国家企事业单位干部了解农村、密切干群关系、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广泛动员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参与脱贫攻坚，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扶贫济困的本质情感，在帮扶中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新时代脱贫攻坚展现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贫困治理体系的巨大国际价值。首先，以实施综合性扶贫策略回应发展中国家扶贫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任何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都具有综合性、艰巨性特征。长期实践证明，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贫困问题的。习近平扶贫思想引领形成的中国贫困治理体系，以扶贫对象需求为导向分类施策，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使扶贫资源供给和扶贫对象的需求有效衔接，扶贫的综合性和精准度有机结合，有效地解决脱贫的综合性需求。其次，发挥政府在减贫中的主导作用以回应全球经济增长带动减贫弱化的普遍趋势。过去，经济增长可以带动一大批的贫困人口脱贫。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的减贫带动效应下降，甚至趋向于零。习近平扶贫思想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主导贫困瞄准、贫困干预、脱贫成效评估等减贫全过程，通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机制，提升了政府扶贫的整体效能，激发了强大扶贫动能，构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格局。这些经验具有普遍性，适合于任何决心减贫脱贫的执政党和政府。再次，我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经过大规模实践检验的自上而下、分级负责、逐级分解与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评议相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为有效解决贫困瞄准这一世界难题提供了科学方法。尽管目前建档立卡还不是非常完善，还存在漏出、错评等现象，但从总体上看，现在已经是达到比较高的精准度。由此，所形成的方法体系是有效的，有力地证明了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科学性。同样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贫困人口提高贫困瞄准度和摆脱贫困的有效性。
联合国秘书长专门为2017年10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减贫发展高层论坛撰写贺信并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联合国粮农组织减贫项目官员安娜·坎波斯近日表示，“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巨大成果是因为政府始终把扶贫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并且在扶贫方面有清晰的目标。中国在减贫领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列塔指出，“中国的扶贫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学习”。这表明，“习近平精准扶贫方略就是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唯一路径”，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脱贫攻坚不仅成为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动写照，而且也成为了全球反贫困事业的亮丽风景。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我国国际形象，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是对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都有重大意义的伟业。党的十九大把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了部署。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成都市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集中研究打好今后三年脱贫攻坚战之策，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新的动员令。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准确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挑战，精确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有效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着力提升脱贫攻坚管理水平，确保“脱真贫、真脱贫”，使脱贫成果得到人民的认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